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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斌:刺激经济的“良方” 投资还是减税?

时间:2020-04-08 16:01:27

来源:未知作者:admin

  原标题:投资,还是减税?

  来源: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

  作者: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洪斌

  2020年,财政必须担当剌激经济的主力,这是很多人的观点。这里涉及两个问题。一,钱从哪里来。二,钱怎么花。

  第一个问题,各种论述备矣。IMF的观点相对中性,虽认为财政须走出幕后、挑起大梁,但亦担心债务问题。它的“挺财“,有两个条件。一是财政尚有空间、能者方劳,不要勉为其难,更不要雪上加霜,贻患未来。二是钱要投到有效益的地方去,要“听见响儿”。

  这就涉及到钱如何花的问题。大体上是两个去向。一是减税,政府从经济中少拿一点,藏富于民,从而刺激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。二是公共投资,政府直接把钱投到经济中,通过公共投资刺激经济。

  两个去向、两种措施,孰优孰劣, 一直是经济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,很难得出定论,也给当下的执政者相机抉择带来困难。

  门户之争泾渭分明

  理论上,凯恩斯主义者倾向于公共投资,政府直接花钱。其优点在于直接、见效快,政策传导过程中没有扭曲、 损耗,政府想投多少、投到哪里,钱会老老实实地过去。相比之下,减税与央行的货币政策一样,是一种间接刺激, 必须经手个人和企业。如果个人和企业感觉经济前景不够明朗,就会把钱扣在手里,不用或少用于消费、投资, 使政府减税的初衷大打折扣。

  正因为此,在经济形势严峻,急需猛药重手的时候,财政政策如不能两全,则应优先考虑公共投资,以期在短期内扭转经济颓势。这方面,中国的四万亿,是个范例。

  逆周期,公共投资是主药。减税的性子慢一些,效果会打折扣,但也有一定的逆周期作用,可以作为辅药。通常的抗危机政策搭配,公共投资为主,减税为辅。

  但不管怎样,逆周期基本上是政府的事,市场是不会逆周期的,只会顺周期。爆发危机的时候,只能依靠政府挽回经济的颓势,市场袖手旁观。凯恩斯主义不同于其他经济思想之处,在于政府必须有为。

  与之相对的是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市场派,大市场、小政府,排斥政府的作用。在危机面前,不会选择政府有为的公共投资。如果不得不为,也是做减法。这就是减税。

  市场派眼里的减税,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减税。主要目的不是逆周期、 刺激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,而是让政府“过长的手‘’缩回原处,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扭曲,还市场以“本初”和 “全真”。摆脱税收桎梏的个人和企业, 作为市场的微观主体,才可以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,焕发原有的活力。微观活, 是宏观的基础。微观活了,即使宏观惨一点,也没有关系,只是短痛,不会影响经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大局。

  公共投资vs减税,凯恩斯主义(K- 减税)VS新自由派(N-减税),在理论的层面,泾渭分明,门户之争;有学术上的意义,于实践则增加了困惑。

  复杂的实践

  战后二十年,是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,公共投资刺激增长,被普遍接受为经济学正统。质疑、摒弃凯恩斯主义,则以里根为代表,以减税为标志。表面上看,如同经济思想的分野, 公共投资VS减税的经济学实践也同样泾渭分明,一目了然。

  其实不然。政治家的经济实践,固然有一定的经济思想为基础,却揉杂了诸多现实因素,最终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体,颇能体现政治家实用主义的特点。里根主张减税,固然有拉弗 (Laffer)等一干经济学家给他灌输的有场派理念,却也有个人经验的因素。作为一个多产影星,他本来是有足够的热情尽可能多地创作的,但是,根据美国当年惩罚性的累进税制,片子拍到一定数量,新增片酬的大部分都会被税收拿走,多干也是白干,故不干。里根认为,正是这种惩罚性的税制,可观上束缚了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热情, 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,非改不可。

  看经济,有两种看法。一是学凯恩斯,从需求端看问题。二是学供应学派, 从供给端看问题(故称为Supply-side Economics),研究人们为什么不工作, 企业为什么不生产。人们不工作,要么就是福利太好,如法国;要么就是税太重,如演员里根。企业不生产,要么就是没需求(此时凯恩斯可以上场),要么就是有需求、无利润(因为税太重, 利太薄)。从供应学派的视角,减税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。税降下来了,演员里根就套多创作,企业就会有投资和生产的动力。这样,经济自然而然就上来了。

  所以,里根减税,解决的是个人不二作、企业不生产的问题,是供给学派思想与里根个人经验结合的产物。

  但是,作为政治家的里根,面对常年积累的庞大财政赤字,推销令赤字雪上加霜的减税,是有相当难度的。所以,拉弗曲线(Lafifer Curve)粉墨登场。其核心理论,是减税可以曲线救财政, 短期会减少税收、恶化赤字;长期看, 由于减税能够恢复微观活力,从而带动经济增长、扩大税基,税收不减反增。

  里根以此试图说明,减税不是一己之见,不是市场派书生之见,而是解决美国积累难返之赤字问题的良药妙方,于经济、于财政是双管齐下、一举两得。这样好的事,有什么理由不做呢??

  最终,以减税为标志的里根主义, 将美国经济带出了滞胀的泥淖。美国经济强劲增长,美国税收也如期先抑后扬。

  但是,是减税一家之功吗?未必。里根任内,美国赤字不减反增且急剧膨胀。有观点认为,里根在减税的同时, 以星球大战和军备竞赛为代表的赤字支出,暗合了凯恩斯主义公共投资的 思路,是美国经济强劲增长不可忽略 的支柱性因素。

  可见,泾渭分明的思想分野,到了政治家那里,就变得暧昧不清。里根主义的标志和里根主义的实践,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。标志是给人看的,中看不中用;实践是看结果的,不中看, 只求中用。里根不是经济学家,而是拿来主义的实践者。他的实践,就是“减税+公共投资”,就是“凯恩斯+市场派。

  他的减税,也不是纯之又纯的还市场以“本初、全真“,而是夹杂了凯恩斯减税的逆周期理念。实践中的里根主义,从实质上看,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杂烩。

  师承、效法里根的特朗普,与里根唯一的区别是不加掩饰。这或许与两人的职业有关。里根是演员,顾及面子与里子同等重要。特朗普是个商人,与他的选民基础一样,赤裸裸地只顾自己(即所谓的“美国优先”)。不善掩饰、 也无心掩饰的他,肆无忌惮地拿来主 义。所以,他的施政纲领,不是单一的减税,而是减税与基建并举,只不过从技术层面考虑,先减税后基建。但在骨子里,特朗普主义与里根主义,是完完全全一样的经济实践,是凯恩斯主义与市场派的大杂烩。

  有一定不同。特朗普减税、尤其是企业税的背景,是全球减税战对FDI的争夺。在特朗普看来,全球化和企业外迁是美国就业流失的主因,必须把全球化的势头扭过来,让制造业回流,庞大的美国资金回流,吸引全球FDI到美国投资设厂。吸引的根本方略是减税,将企业所得税降到外国投资者无法抵挡的水平,并通过税收赦免(Tax Amnesty)吸引美国公司留存利润回流。

  所以,特朗普减税,除全盘套用里根思路外,多了一个逆全球化的前景。除此之外,今日之特朗普,就是昔日之里根。

  中国的选择

  总体上,中国的政策选项是公共投资,尤其是基建,几十年来一以贯之, 以四万亿为顶峰,亦是转折点。此后, 减税呼声日隆,不能不引起管理层的重视。这是内因。

  从外因上,高度依赖外资以实现出口、投资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,面对特朗普掀起的全球减税战,不能不认真应对。尤其是中国的宏观税负,已经是发达国家的水平,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脱节。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,已占到利润的三分之二,留给企业自己的不足三分之一,与发达国家正好反过来。如此不利的税负状况,在这场“全球减税、FDI争夺战”中,显然置口国于不利地位。减税,不仅是中国经济为在的压力,也是别国竞相减税态势下中国不得已的选择。如箭在弦,不得不发。

  除了这一点,中国此轮减税与各国减税的基本思路并无二致。一方面, 从短期看,通过减税,刺激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,实现逆周期,此为凯恩斯和需求端的减税思路。另一方面,通过减税,恢复个人和企业的工作、生产积极性,恢复微观层面原有、应有的活力, 此为市场派的减税思路。

  有研究发现,此番减税,就个税而言,收入一万元以下者,基本免税;收入1-5万元者,整体税负下降;5万元以上者,没有影响。所以,从个税的角度,更倾向于中低、中高收入阶层。这一阶层的人群,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髙收入人群,减税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更 强。

  增值税从16%降到13%,利好制造业,平均利润增厚8个百分点。增值税是间接税,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定价转移给终端消费者的。但在下游行业和竞争充分的行业,由于产能总体过剩,企业通过抬高定价以转嫁税负的能力相对较低,在此轮减税口受益程度就少一些,利润增厚不足8。在上游和垄断行业,由于竞争不充分,企业可以通过定价,将税负转嫁给口下游客 户,在此轮减税中受益程度更强,利润增厚超过8%,有的甚至可以达到13%。所以,虽是雨露均沾,但受益程度不一。

  总体看,减税在逆转中国经济下行态势方面,性子的确慢了一些,不如基建快。从短期看,此番减税的效果似乎不太明显。原因之一,应是经济前景不明,个人和企业更倾向于将减税所得用于储蓄。在此情况下,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再提“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“,未来重点应是转向以基建为代表的公共投资。由于经济增速持续放缓,减税带来的税收 “先抑后扬‘’短期内难以实现,税收增速不及预期,钱从哪来的问题再次摆到面前。一个方案是中央提高赤字率,地方增发专项债,国家降低资本金要求, 为基建投资提速大开方便之门。

  2020:基建之年

  可见,经济学与现实之间,差距还是非常大的。中外实践,永远是减税与公共投资之间的相机抉择,不是非黑即白,而是兼顾、两权、折冲之下的平衡。总体上,在发达国家,因基建相对发达,投资效益不高,对经济的拉升效应不如减税;消费是经济的主动力,降低个人所得税,尤其是侧重于中产阶级的减税,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,有研究测算,可相当于公共投资拉动效应的1.5到2倍。

 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,基建水平落后,提升空间大,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十分明显。中国经济四十年,就是制造业与基础设施“你追我赶”赛跑的过程,是值得他国学习和借鉴的良性循环。相比之下,发展中国家税率不低, 但税基窄,税收的GDP占比并不高, 有些国家(如巴基斯坦)不到10%。在此情况下,不能单纯一味地提减税;即使减税,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不大。其税改的目标,一方面固然要降低税率, 另一方面,要同步扩大税基,应缴尽缴, 国家税收不能有太大的下降,以免影响必要的(甚至是最低限度的)支出水平。

  需要强调的是,基建投资虽频频用于逆周期的应急之策,但从经济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角度,基础设施是经济的后劲。这其中,既包括铁路、公路、机场、港口、地铁、电信这样的硬设施,也包括教育、医疗、研发这样的软设施。从这个意义上,基建不是权宜之策,而是一国时时不可忘怀的百年大计。以美国之发达,特朗普仍把万亿基建作为施政又一纲领,虽有政治上的考虑,但仍不失为夯实美国经济后劲的重要举措。

  G20把基建投资作为重启增长之策,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。各国均有共识,但口惠实不至、有心无力。此番IMF再次呼吁,焦急之情跃然纸上。在减税与基建之间,看来,基建的分量要重一些了,毕竟,全球经济形势不明,触底反弹的可能性渐现,但怎么感觉都不 那么踏实。对于投资者来说,比起减税, 基建的踏实感还是要强一些。对发展中国家如此,对发达国家,感觉上也是如此。

  注: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是论坛重要智力支持机构,不定期推出关于亚洲区域、新兴经济体、发展前沿课题相关的观察分析类文章,为关注这些话题的读者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。但需注意的是,此类文章观点并不必然代表博鳌亚洲论坛的官方意见,还请知悉。?

责任编辑:李思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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